安史之乱发生后，唐朝的国力逐渐下滑，朝廷的威势不断减弱，藩镇的割据势力逐步崛起，国库也越来越捉襟见肘。藩镇节度使的权力日益增大，而吐蕃的不断侵扰使得朝廷只能依靠财富来维持国家运作，逐渐忽视了军事力量。 肃宗时期后，岭南的五府经略使的平等地位被打破，岭南不再作为一个整体。岭南东道和岭南西道的划分，标志着西道逐渐成为朝廷重点经营的地区。唐朝进入了晚期的乱世。
安禄山的叛乱使得许多地方的郡县都陷入混乱，士兵和将领纷纷叛变，叛军顺利占领长安，几乎没有遭遇阻力。李光弼和郭子仪率领九节度的军队讨伐安禄山，经过一番战斗后，安史之乱最终被平定。此后，担任节度使的武将地位得到提升，他们逐渐成为藩镇的核心力量。 河北的三大藩镇在安史之乱后尤为强大，代宗时期未能有效控制，而后历代帝王也未能成功整顿这些藩镇。节度使掌握的军队，便是藩镇的军队，藩镇节度使的权力愈加稳固。节度使掌控的军队被称为外兵，与之对立的是皇帝可以直接控制的内兵，如神策军。藩镇通过募兵制扩大军力，使得这些兵力日益强大，许多节度使都拥有独立的军队，控制了自己的地区。唐朝实行的征兵制被募兵制取代，原本由中央政府直接调动的兵员逐渐转为地方控制，藩镇兵力与皇帝的内兵力量产生了制衡。 节度使的地位往往是父死子继，兵力由父辈传给子辈，朝廷对此束手无策，只能采取姑息政策。肃宗乾元元年（758年），朝廷发布命令，设立了多个节度使，并将五府经略使改为节度使，进一步加强了地方军权。 在肃宗和代宗时期，唐朝出现了诸如水灾旱灾农作物歉收饥荒和蝗灾等一系列灾难，京师粮价急剧上涨，民生困苦。为了应对财政困境，朝廷开始加强对税赋的管理，并培养了一批精于理财的官员，如刘晏、第五琦、杜佑和王叔文等，他们在调度全国财赋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。 由于长期的战乱和农业产出下降，朝廷的财政日益紧张，甚至无法支付官员的俸禄。代宗时期，为了缓解财政压力，开始实施青苗法，即在秋收前提前征税。这种方式表面上看是为了缓解民众的经济负担，实则并未能真正解决问题。唐德宗时期，杨炎推行了两税法，将征收金钱替代了传统的租庸调制，虽然短期内有所改善，但由于用兵需求加重，财政状况依然严峻。 到了唐穆宗时期，朝廷还尝试了各种方式来应对粮食短缺和财政赤字问题。然而，由于战乱不断，尤其是黄巢起义的爆发，唐朝的灭亡进程加速。黄巢的起义导致了河南、关中等地的连年饥荒，并进一步加剧了地方的动乱，朝廷对各地的控制力日渐衰弱。 黄巢的起义不仅对京师造成了极大的压力，还波及到南方。黄巢的军队在南方掠夺粮食，扰乱了岭南的秩序，给朝廷带来了巨大的损失。 肃宗乾元元年（758年），朝廷设立了多个节度使，岭南西道的政治局势也发生了变化。西江地区的酋豪势力逐渐消失，岭南西道的治所逐渐转移到了桂州和邕州之间。唐朝此时需要通过设置节度使和安南都护节度使来镇守南方，防止南诏的侵扰。唐中期后，岭南西道的少数民族骚乱不断，旧有的西江酋豪势力逐渐衰退，唐朝对岭南的控制逐渐加强。虽然朝廷不断调整和改设节度使，但由于地方权力过于强大，导致中央政府无法有效掌控整个岭南地区。 唐朝中期，尤其是代宗时期，岭南东道逐渐被纳入国家的财政管理体系。朝廷开始注重对岭南地区的财政赋税的管理，派遣专门的官员掌管这一区域的财务。然而，由于藩镇的割据和中央的财政困境，岭南地区的地方国家化进程不断加深。 隋朝至唐中期的这一段时间，西江地区的酋豪势力逐渐崛起并掌控了岭南数百年。唐朝只能通过羁縻政策来应对这一局面，但随着这些酋豪逐渐内地化，身份认同发生了变化。随着唐中期后形势的变化，岭南东道的财政和军事地位逐渐提升，而西江地区的酋豪势力逐渐消亡，岭南西道的酋豪则成为唐末最严重的边疆不稳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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